禧大學生—社會的負資產, 意識型態與文化政治的解讀

千禧大學生—社會的負資產, 意識型態與文化政治的解讀

二零零三削資學運風波 — 意識型態與文化政治的解讀

二零零三年十月廿六日，由二十一個團體組成的關注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發展聯席發起大遊行，近千市民參加，他們批評政府一方面滅赤，另方面卻揮霍無度。這 次削減教育經費的重災區 — 香港理工大學，其學生會代表於大遊行後宣布不排除在十一月發動大規模擺課以表示不滿。[1]

政府近幾年的施政早已令來學界上下為之憤怒，令鼓譟的學生教員有如計時炸彈，隨時爆炸。更有分析指若果學潮 — 這條導火線一旦被燃點起來，事情將會一發不可收拾。我也是這次削資學運鬥爭其中一員。十月二六日大遊行後，學界群情洶湧。在一個月間，其餘七大院校爭商聲 援罷課行動，及後更演化成一場「鬥快罷課」的熱潮。這次學生肯站出來，包括我自己，不單只是反對削資，而是要反抗近年大專生接連遭政府、傳媒不斷矮化， 「大學畢業生僅四千元」、「大專生失業潦倒，被迫當兼職孝子」，「香港畢業生較上海遜色」、「香港大專生中英文聽寫能力不濟」，反抗這種不斷被權力建制矮 化的論述。

舊中國素有「萬官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儒生受經傳薰陶，故擁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風骨氣節，因此被塑造成的謙謙君子。民間對讀書人「餓死首 陽之山，義不食周粟」等論述更令人津津樂道，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擁有賢德、謙信、氣節等符號意義。而且，人民普遍認為知識份子應該是社會的精英，經過多重考 試關卡後脫穎而出的學生，無論在「身、言、書、判」[2]也優勝過人，應該扮演著發展國家火車頭的角色。

近代的知識份子，中國五四運動的魯迅、胡適、李大釘千古傳誦；六十年代香港天星碼頭反加價暴動、歐美學生民運計往開來，對成長中的年青人帶來重大的衝擊， 有人開始重新思考身份，發展本土藝術文化；有人敢於表達不滿，掀起香港學生/社會運動的序幕。到了七十年代的火紅學運領袖，對意識型態有一份執著的堅持； 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參與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敢於發言甚至致函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新世紀的來臨，身為知識份子心底裡理應保存著一份堅持與執著。但為何 我們這群千禧大學生會如此貶值，並且成為了社會「浪費資源」的負資產？究竟這一代人失去了什麼？筆者相信千禧的大學生並非如輿論所講的一般一文不值。
我嘗試從今次學運中，香港政府、傳媒對「大學生」的論述，以及大學生的反應，分析當中的轉變是否受到某種文化政治及意識形態影響及抑壓，才會令大學生喪失了以往那份知識份子的身為認同。

察覺意識形態(Ideology)除了協助我們了解社會運作、建構我們的世界觀外，還有助我們認識身份認同、社會假象( Social Illusion)、有系統地被歪曲了的詮釋(System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權力付與某階層的主體性(a position for a subject which is offered by a certain power)等。[3]

九八年金融風暴席捲亞洲，香港泡沫經濟爆破，經濟困頓令香港人對特區政府極為不滿。加上失業數字日益增加，政府官員多番施政失當，最終爆發了二零零三年七 月一日大遊行。危機過後，政府努力宣傳香港社會的「安定與繁榮」、香港是「魅力城市；動感之都」，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開源節流，減省成本轉型經濟。繼而特 區政府締造了一套「財赤逼人，香港人需要共渡時艱；因此香港需要一個穩定的社區重新振興經濟」的意識形態。

接著迪士尼在大嶼山興建主題公園、香港加入更緊密經貿關係、港府斥資舉辦維港巨星會、大陸批准開放自由行、人民幣可成為香港法訂貨幣等。另一方面大刀闊斧削減公共開支，矛頭直指醫療、教育及綜緩。

Raymond Williams為意識形態下了三個定義 : [4]

1.A system of beliefs characteristic of a particular class or group.

在整套意識形態之下，社會上所有反削資的聲音，也被批評「沒有社會承擔」、「只顧個人利益」「阻礙香港振興經濟」的行為，當然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聲音也不 例外。加上政府近年一連串官方資訊如「申請綜緩人數每年暴增」、「審計署批評教育部門浪費資源」、「政府津貼每位大學生身上的金額達二十萬」，「綜緩養賴 人」、「納稅人白白供養了一群沒有貢獻的大學生」相繼出爐，反削資的運動便更加失去大眾支持了。

2.A system of illusory beliefs – false ideas or false consciousness – which can be contrasted with true or scientific knowledge

市民似乎被「財赤」、「共渡時艱」這些「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的話語蒙蔽了。大家都看不見政府的開支雖然每年增加，但流向社會基本公共福利與基層市民的資金卻日漸減少。市民看不到特權階級 ( Particular class)例如外判商等大財團所壟斷的資金其實不計其數。市民也忘記了醫療、綜緩、教育佔政府支出少於三成；忘記了財閥在整個經濟不景之下所扮演的角 色；忘記了政府政給予財團諸多優惠，才會導致今天的情況。

3.The general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s and ideas
不單只基層市民被意識型態所蒙蔽，大學生在社會上的身份認同也仿佛被權力建制(Power Institution)不斷地重複定名(Name)。 政府、報刊、電台、電視台媒體用不少「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的論述，廣泛報導大學生在社會的一舉一動，什麼大學生涉嫌盜竊、強姦、非禮；大學迎新營淫穢口號、畢業生月入僅只四千元；大學語文離校試 表現強差人意等等報導方式，不但令大學生失去了以往那種「天之驕子」的身份認同。而且感到自卑，無助，自嘲「百無一用的大學生」[5]、「大學生不再是主 角」[6]

Jordan & Weedom 在《什麼是文化政治》中說：「所有社會及文化活動，基本上也是透過權力方可進行」，「而權力付與社會上某些階層去否定別人，進而製造新的觀念」[4]

在這次事件當中，權力建制(Institutions of power )：政府、傳媒行駛她們的權力去為別人定名(The power to name)，詮釋何謂常識(the power to represent comment sense)、 合法、令人滿意的社會(represent legitimate social world)。政府利用了她的權力去製造「官方版本」資訊 (Power to create “official versions”)。而傳媒則製造了一個負面的大學生身份給大眾，其影響擴及大學生本身，令他們自卑起來。

政府在今次事件中，定義「什麼是教育」，特首說教育是「投資」，而投資則講回報。李國章說討論是理性，罷課乃不理性，罷課對社會、同學的學業也沒有好處。 跟他會面與討論，才是「理性」的表現。他又為大眾定義了什麼是「理想的社會」。示威遊行是過激的行徑。而罷課、上街則是非理性的舉動。而過份激進對社會、 學生自己也沒有好處。繼而傳媒將以上的東西加以闡述令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大眾認同的觀念，進而強烈批評大學生的行徑。可見文化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影響力。

然而，罷課、上街示威本來沒有危險性，只屬表達意見的方式。加上傳媒一直廣泛炒作有關「大學生」的負面新聞，令參與學運的學生被蒙上了激進、沒有社會承擔，不肯共度時艱的污點。

至於學生的反應，有部份因恐怕遭傳媒及官員進一步指他們是激進份子而卻步，最終出現了一些「熄燈晚會」等只具象徵意義，沒有實質作用的行動。可見文化政治收管治之效。

大學生的自我身份認同就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被貶低，而社會人士也會將千禧年代的大專生與上一代火紅年代的相提並論，暢所欲言地說「一蟹不如一蟹」。然而， 這些批評只能淺薄地看今次削資學運風波，卻看不見這群千禧大學生內在的一股持久的鬥志很可能會從首次失敗中，從旁觀者的冷言冷語中、在參與者心中鍛鍊出 來，在不久的將來發揮更大的影響。

Reference.
1. 東方日報, 2003 –10-27 , 港聞, A 27
2. 《新唐書‧‧選舉志下》云：「擇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
3. Eagleton, Ideology Ch.1 “ What is ideology? “
4.香港經濟日報 2003-11-27 , 寫意 , C14
5.香港經濟日報 2003-11-29 , 寫意 , C14
6.Jordan & Weedom , Cultural Politics Ch.1 Introduction : What is Cultural Politics ?